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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术，自有其雏形始，在华夏大地上绵延发展了数千年，深深地植根于广大民间。武术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它在长期的发展中，凝聚了历代劳动人民的聪慧，浸透着传统文化的睿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之一。

　　武术多彩的运动形式与内容，深邃的文化蕴意，多元取向的社会功能，无愧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精粹。它深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也越来越受到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重视与青睐。

　　综观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围绕着各种形式的武术，用词名目繁多。如西周以前有拳勇、手搏、角力等称谓，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技击、相搏、手战、武艺、角抵等名称。自汉以后，武艺、技击被广为采用，其中也包括骑射、击刺与徒手格斗在内的军事实战技术。

　　“武术”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有诗句为“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意即停止武战，发扬文治；后来逐渐演化为强身之术的专门用语，清末民初开始广泛应用。1926年被正式定名为“中国武术”。时值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国内一度兴起提倡“国粹”的思潮，武术也被誉为“国术”。当今，在台湾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中仍沿用“国术”这一名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民族体育项目明确称之为“武术”。

　　“武术”二字，就字义而言，《说文解字》袭用了《左传》中的说法，释“武”为“止戈”，意即以武力制止对方的武力，这是人们从伦理蕴意上的诠释；“术”，《说文解字》释为“邑中之道也”，段玉裁注云“引申为技艺”，技艺即方法、技术之谓，犹如道路是通达目的的手段。

　　由此可见，“武术”的词义可称为用徒手或兵器进行搏杀格斗以抑制对方武力的方法或技艺。它所体现的本质特征显然是攻防技击。尽管武术的发展受到中国哲学、伦理、兵法、中医养生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武术的技击本质始终是确定无疑的。

　　古往今来，御敌防卫对于无论哪一个国家、地区，或哪一个民族，都是共通的本能。因此，技击术也就不只是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独有。人类的防卫意识与认知水平决定了技击术在缘起之初近乎相同，只是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技击术。长期以来，华夏民族在其独特的文化环境中，以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民族习性，历经历代习武者的揣摩研究，千锤百炼，方才形成了富有民族性格的技击术——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在技击方法上表现得十分丰富，如踢、打、摔、拿、击、刺等。不同的击法又有不同的劲力与技巧，各流派又有许多独到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彩的武术大系。在运动形式上，武术既有对抗形式的搏斗运动(散手，太极推手，长、短兵对抗等)，又有势势相承的套路运动，两者既相交融又相区别；在技击理论上也颇为丰富，诸如“阴阳变化”、“奇正相生”、“刚发柔化”、“后发先至”、“得机得时”、“胆气为先”、“守柔处雌”等战略战术思想，既富哲理又很实用。

　　武术源于攻战搏杀，为军事服务，但也具有体育的价值与功能。早在古代的军事训练中就有“搏刺强士体”的说法。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术的功能发展为以健身、修身、娱悦和竞技为主。

　　武术作为体育项目，主要是以套路和对抗的形式表现。套路运动把技击方法合理地串连起来，并根据人们的审美情趣加以美化，注重韵律节奏的变化；还根据人的体能状况，充分考虑到运动量与强度的关系，在演练中既体味到传统技击术的攻防含义，又得以强身健体。另外，武术还采用诸如散手的对抗形式来表现其实际运用的能力。体育的性质决定了武术散手必须摈弃实用技击术中致人伤残的技法，转而采取保护措施，以最终达到对抗双方进行体能、智能、技能较量的目的。

　　倘若仅把武术视为一个体育项目，一种专门技能，这就远不能包容其全部内涵。固然，任何一种技能、一个体育项目都含有其文化意义，但均不能像武术这样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皆不能像武术这样具有如此巨大的文化包容量和文化负载能力。

　　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武术，包括经过整合后的竞技武术，始终是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存、发展的。如传统哲学思想对武术的渗透与溶入，使之确立起它的基本风格。其中以“道”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同人与自然、社会高度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均决定了武术超越形体形式而追求人生之理的趋向。以“求善”为目的的传统伦理文化范型，决定了尚武必须崇“德”。这既是行为的准则，又是实践的标准，以致成为武术的宗旨。此外，传统的兵学、民俗学、美学、医学和养生学等多种思想也对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武术还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大量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益成分，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有别于其他文化亚类的武术文化。

　　将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还因为武术在总体上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诸如入世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武术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私奉献，大智大勇，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提倡“忠、孝、礼、节”，崇德轻力，推己及人，充分反映了“仁爱”、“中和”的人伦观念与德性至上的道德力量。武术还十分注重“去利怀义”、“重义轻利”的道义观，主张树立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为道义不惜牺牲自身的崇高人格风范。

　　中国武术之缘起，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原始初民在为了生存而猎取食物、为了保护自己而与猛禽野兽搏斗中，逐渐练就了击打、闪躲等格斗技能，为武术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先决条件。

　　武术的最初产生应该说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当时部落之间为了占有与反占有、掠夺与反掠夺经常发生争斗。这种经常性的部落战争锻炼并提高了人们的战斗技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冶炼技术出现，冷兵器时代开始了。此时各个部落或国家间的冲突、战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便需要更多有战斗技能的人投入。但是战争中的军事格斗技能不能完全靠在战争中培养和提高，只能平时将在战争中获得的格斗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再对士兵进行训练，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这种情况一直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延续。火器出现后，甚至到了火器时代，军事格斗术仍在一定范围内起着重要作用。

　　在军事格斗术用于战争的同时，统治者们在各种祭祀与庆典活动中，为了炫耀武力和渲染气氛，经常组织士兵组成阵势，演练编串起来的格斗技术。随之，为了表演的效果与气势，加进一些“花法”，或使动作程式化。这可以说是武术套路表现的最初形式。

　　武术真正得以发展应该说是技击术在民间广为流传之后。在部落战争与国家出现初期的战争中，还没有常备军队，战斗人员均是部落或氏族内部成员中的青壮年男子。他们闲时农耕渔猎，也集中操练作战技能。为了保持部落和国家的强盛或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他们必须把格斗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子弟。于是开了民间尚武之风的先河。至先秦时期，武术得以初步发展，各诸侯国为了图谋霸业，均不拘一格选拔人材；上卿大夫们为了扩充势力亦多豢养门人食客，甚至成立私家武装，这就必定要招揽大量的武士、剑客。此皆为民间盛行武风提供了客观条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广收“天下兵”，而使大量武士、剑客隐入民间或游历四方成为游侠义士，武术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尽管而后有多位帝王采取过“抑武”政策，只是缘于辽阔的疆土，不可能真正号令天下，“禁武”也只能流于形式。到了隋唐年间，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为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献技竞艺几乎成为制度，乃至王公贵族多热衷参与，只是拳种流派尚未形成。宋初，“马上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使武术发展一度受抑，众多习武之人转入民间。至南宋年间，为抵御外侮，民间习武之风再度兴起。明清时期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结社组织纷纷兴起，诸多门派始渐形成，各式套路应运而生。到了清代末年，广大民众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意识到“强国强种”的重要性，习武之风更是盛行。民国之初，人们深刻认识到武术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提倡习练武术以加强体魄锻炼，一方面培养勇敢锐进的意志品质和“勿忘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许多学校均开设武术课程，积极倡导尚武精神。政府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一些地方国术馆亦纷纷建立，出版武术刊物，组织武术国考，推广武术纲目与教材，为弘扬中华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的武术已明显地向体育归属。

　　武术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因为政治、社会等诸多原因，自身在发生变异。首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逐渐提高，武术不仅作为格斗技能存在，而且在人们休闲之余又作为一种技艺来表演，供人们娱乐。然而人们的欣赏情趣并不在于观其直露地表现真实的搏杀，而在于观其技巧，由此一方面对其技能中的某些方法进行限制，出现“相扑”、“角抵”式的表演，另一方面对格斗表演作出相关的规定，出现了竞技形式的“手搏”和“打擂台”，再则，又将格斗技法编串成套路供人欣赏。此时，所有的表演均已属于“游戏式”的体育活动。由于这种活动与军事格斗技能分离，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认可；还由于这种活动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而易于被接受。因此武术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延续千百年，并一再以异化的方式在民间流传。

　　其次，中国特有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作用，使得武术主要是以套路形式发展。由于农耕民族先天的心理条件，及两汉以后统治阶级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将孔孟思想推到至高的地位，以完成对中国社会封建伦理精神的建构，熔铸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人们将“德”作为为圣之本，将“仁、义、中、正”作为为圣之道，必然要摈弃“杀伐之心”，以求“仁道”。此时的武术也就自然不会再以“格斗”作为其主要形式，“好仁恶杀”使套路成为其发展的趋势，攻防格斗的技能被寓于套路之中。最终，套路使武术基本脱离对抗环境而只保留攻防含义。倘若需要切磋攻防技艺也仅限于“招数”，方法则多采用“点到为止”，而不是体能、技能的综合评定。

　　其三，武术在特有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其发展呈多元化趋势。一是农耕文化自成方圆、相对封闭的状态，使得各地域内的武术形成风格迥异的特点。即使有外来的其他各类武艺，也会因地域内武术历史厚重，而不易扎根。即使能够介入，一般也会很快被包容、同化。倘若有想重立门户者，也会受当地的文化积淀的影响，使其很难突破原有的模式与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有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说的缘故。二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历代多有风儒雅士的不断介入，使各武术流派更富于文化韵味，更富有哲理，甚至依附于某种学说而造拳创派，如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就是运用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创立的。三是由于古老中华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使人们对武术的取向不仅限于抗暴防卫、对抗竞技的作用，更多的则是用于强身健体、观赏娱乐与陶冶情操，甚至作为“格物”以完成理想人格的追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武术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号召开展武术活动，、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亦积极倡导武术运动，并对武术继承与发展作过重要指示，将武术确立为国家开展的体育项目之一。历经40余年的发展，武术运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加强领导，完善组织机构，为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保证为了加强对武术工作的领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先后设立武术科、武术处、武术研究院，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也分派具体部门主抓武术工作。1958年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其后各地方乃至基层单位、体育院校与各行业也先后成立了武术协会，为做好武术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82年、1992年和1996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制定了武术进一步发展的方针政策。1987年国家体委还专门作出《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各个时期武术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为武术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武术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视武术为民族瑰宝，武术工作者因此受到了尊重、爱护与重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参与了国家武术发展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并进入高等院校任教。还有许多社会武术工作者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为推广与普及武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受到人民群众和政府的尊重与好评。在武术教育方面，各体育院校先后设立了武术系科，培养武术的高等专门人才。1984年国务院正式确立武术作为一门学科，批准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又开设了博士研究生点，武术教育逐步进入高层次文化领域。

　　武术活动空前普及从50年代开始，国家就编制推广简化太极拳及拳、械套路，编写体育系科武术通用教材。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武术馆、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每年举行全国武术馆校比赛。两年一次的全国民间演武大会，“武术之乡”评比活动，已推广实行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等，以及90年代开始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开展群众性的武术活动，使武术更加普及，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练武热潮。群众性的民间武术活动与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武术运动迎来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发展武术。

　　确定武术为竞技项目，使武术的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959年国家正式颁布《武术竞赛规则》，以后又几经修订，引导武术竞技运动沿正常有序的轨道发展。许多省市成立武术队，建立青少年体校训练的系统网络。竞赛性质由表演赛发展为锦标赛，并进入全国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与世界锦标赛。近40年的实践，使武术建立起既保留其项目风格特点，又具有可比性的竞赛原则与制度。其中对套路运动坚持了“突出项目特点、严格动作规格、强化攻防意识、继承发展创新”及体现“高、难、美、新”的竞技技术方向。散手运动在经过十年的试点与探索之后，于1989年被正式确定为竞赛项目，形成了一条“技法全面、快速灵活、多变巧取、讲求实效”的技术发展方向。

　　持久地开展挖掘整理工作，坚持在继承中发展武术的方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挖掘整理、继承发展武术的一贯方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开展了对武术的整理、整顿与研究工作，以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为人民的健康与文化娱乐服务。1983年开始，自上而下进行大规模挖掘整理工作，历时3年，对全国的武术现状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并对传统技艺进行挖掘整理，以避免失传。广大武术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热心的人民群众与老拳师们也纷纷献技献物，把家传珍宝奉献给国家。这次挖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一批极有价值的拳技、功法的祖传孤本、善本、抄本等珍贵资料，以及各种世传家传的稀有兵器、器械400余件。所有这些均为武术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也为研究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详实的依据。《中国武术拳械录》就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由武术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中国武术史》中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也多来源于此。挖掘整理的成果成为继承武术、发展武术的宝贵财富。

　　开展武术科研，加强理论建设长期以来，中国武术以口传身教为主要教学形式，留下的理论也局限于“经验理性”的认识，科学论证分析几乎为空白，这势必影响武术的健康发展。此外，武术本身对传统的拳术、技法、功法须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论证与揭示。为此，从50年代开始，武术工作者会同运动医学专家对武术的健身价值进行了科学测定与分析。1978年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术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武术科学学会成立，由武术教授、讲师、教练员、民间武术家与其他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组成的一支武术科研队伍，在国家体委(现称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指导下，展开多方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①阐明了武术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②运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对武术健身效果作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③应用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监测手段指导教学训练，提高了武术运动员的身体机能与竞技水平。④初步建立起武术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技术体系框架，将武术科研与理论建设推向新的高度。⑤有目标、有步骤地提出了武术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初步建立起武术与外界(包括各种学科、各种类似项目、各种文化)的交流模式。此外，大批武术专著、武术教材问世，众多武术专业人才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均使武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

　　积极稳步地向外推广，使武术逐步走向世界1982年，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将武术推向世界的设想。随后，通过制定国际竞赛规则，开办国际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组织国际武术邀请赛，加大宣传力度，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与组织共同参与其中。近十余年，亚洲、欧洲、美洲以及大洋洲相继建立了各洲的武术联合组织，并于1990年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1994年国际武联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正式接纳为其会员。国际武联现已拥有70多个会员国家与地区。同时，武术还成功地进入了亚洲运动会，并成功地进行了四届亚洲锦标赛和四届世界锦标赛，被东亚、东南亚运动会定为正式比赛项目。其他各洲也举办了为数众多的类似比赛。竞技武术作为武术向外推广的先导与窗口，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武术运动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并已预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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